周敦頤：出生在賀州桂嶺的世界文化名人
潘茨宣
他是我國繼孔孟之後的第二代大儒，由于在哲學上的貢獻，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位世界文化名人。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這位寫了中國曆史上經典不朽作品《愛蓮說》的宋人是一位廣西賀州人。
染世蓮花芳九州
廣西賀州市所轄桂嶺鎮位于湘、粵、桂三省(區)交界，素有“一腳踏三省”之說，三國時屬吳地，始設縣治；是秦修蕭賀古道必經之地。
北宋大中祥符年(1016年)，湘楚道州(今湖南道縣)人周輔成考取進士，是年被委任為廣西賀州桂嶺縣縣令。
周輔成到任後，桂嶺當年即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桂嶺有大片荷塘，這年臘月, 一般在夏季開放的蓮荷，卻開出滿塘五色荷花，整個冬天都盛開不敗。
第二年，即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周輔成縣令的夫人鄭氏在縣衙中為他生下一個兒子。周縣令為兒子取名敦實，字茂叔，後因避宋英宗皇帝舊諱而改名敦頤。
周輔成縣令出身于書香門第，為官開明勤勉，“務行政德澤,人人久而不忘。”他在桂嶺掌政多年, 深得百姓擁戴。兒子周敦頤受家庭熏陶，常年耳濡目染，從小便喜愛讀書，加之天資甚慧，過目成誦，在家鄉桂嶺頗有名氣，人們都說他“志趣高遠，博學力行，有古人之風”。周敦頤出生于桂嶺荷塘邊，整個童年和求學階段都離不開荷塘，由此對荷塘情有獨鐘，特别青睐雅麗端莊、清幽玉潔的蓮花，他一生愛蓮詠蓮，以“出淤泥而不染”來激勵自己。
公元1072年，周敦頤來到江西，在廬山蓮花峰下創辦了濂溪書院。他将書院門前的溪水命名“濂溪”，并自号“濂溪先生”。因酷愛蓮花，還在書院内建造了一座愛蓮堂，堂前鑿一“蓮池”，種植蓮荷。在講學研讀之餘，常漫步賞蓮于堂前。後寫就一篇《愛蓮說》，其佳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亵玩焉”成為千古絕唱，至今仍脍炙人口。《愛蓮說》以生動精練的文采表達了周敦頤用蓮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潔白品貌和正直向上的精神，來抒發寄托自己灑落的胸襟和堅貞的意願。《愛蓮說》中提倡的“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已構成中國優秀人文精神中的寶貴要素之一，它融入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成為人們處世立命的一杆标尺，影響源遠流長。
家鄉後人為紀念這位在賀州桂嶺誕生的“愛蓮者”，在桂嶺立有“周子祠”。清朝時，桂嶺縣丞周端曾撰《重建周子祠序》雲：“考賀志桂嶺有周子祠，祠前有塘，塘中有蓮，先生……志有蓮池，大都本愛蓮一說。自宋迄今，塘蓮尚在。”現周子祠尚存，民國時代作桂嶺區署址，今為桂嶺鎮糧所用房。
富川縣還有一個位于蕭賀古道旁叫福溪村的唐宋古寨。現仍存有名為“濂溪祠”的周氏宗詞，祠中供奉有濂溪先生周敦頤的塑像,祠壁上還書有濂溪先生的名著《太級圖說》全文及《愛蓮說》的語錄。古寨周氏族譜雲：“先祖周敦頤在道州為官路過此地時,看中這塊風水寶地,便留一子在此定居,繁衍至今。”
清廉高潔總無私
周敦頤入仕後曾任洪州分甯縣主簿、南安軍司理參軍、桂陽和南昌縣令、合州判官、虔州通判、熙甯初知郴州，擢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等職。所到之處，都很有實績。“在合州郡四年，人心悅服，事不經先生之手，吏不敢決”。
北宋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他曾任南安軍司理參軍，即主管政法的軍州級官員，他“為政精密，務盡道理”，因公正執法在南安軍和政界獲得很高的聲譽。有個犯人依法本不該判死刑，但轉運使王逵卻要定死罪。王逵是周敦頤的頂頭上司，為人嚴厲、武斷，下屬官員無人敢提出異議。但周敦頤卻挺身而出，與王逵争辯，王逵不聽，周敦頤當即辭官曰：“以亂殺人來讨上級喜歡，我不幹了！”幸好王逵胸懷較開闊，不但未動怒，反而被周的行動所感悟，承認自己的錯誤，結果死囚得救……
著名的曆史學家司馬光為周濂溪作傳時，對此事贊譽有加。
周敦頤一生大多任監察官，從事辦案，他的大舅子蒲宗孟在他的墓碣中稱他“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無留”。後來他到桂陽、南昌任縣令，富家大姓、黠吏惡少，聞其名聲，為之收斂。他的官做得不大，但很敢說話，剛直不阿，在百口交毀的情況下，仍我行我素。連當時與包拯齊名的趙忭聽了對他的谮言也一度誤解，對他很嚴厲。但趙忭畢竟也是個正直的人，周敦頤當虔州通判時，趙忭正好為該州太守，認真地調查了周敦頤的所作所為後，大悟，拉着周敦頤說：“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後來，趙忭推薦他當了廣東轉運判官（相當于現時的廳級紀檢書記），他以“洗冤澤物”為己任，不怕瘴厲險遠，自己奔波調查案子。同時代的黃庭堅特别指出，“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指濂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前人評周敦頤“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文豪蘇轼作《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詩，對他甚為推重。
周敦頤一生為官清廉。據《周敦頤年譜》載：“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産以行”。《濂溪先生墓志銘》也有記載：周敦頤在洪州南昌做官時，得了一場大病，同僚潘興嗣去看望他，見他所有家中衣物，隻能裝滿一破筐，錢不過百文。他從小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砺”。平生不慕錢财，愛談名理，他認為“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他的俸祿，常用以周濟貧困的族人、朋友，自己卻拿的很少，到晚年甚至連稀飯都喝不上。這些都是周敦頤樸實、正直、平淡的性情使然。公元1066年，周敦頤50歲時曾作自況詩一首，詩雲：“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杯厭飲香醪水，舉著半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為道春陵隻一般。”
宋熙甯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敦頤病逝，終年五十七歲，葬在九江南門外的栗樹嶺，距濂溪書堂約五六裡。墓側有其母親、妻子和繼配的墓葬。
開山理學融三教
周敦頤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周敦頤認為，天下之衆，本在一人。一是倡導禮樂，二是修身齊家。“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矣”（《通書·家人睽複無妄》）。身修而家齊，家齊則天下治。三是明刑法。“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通書·刑》）。統治者不僅需要德治，也需要法治。漢代是“經學”著稱、魏晉是“玄學”、隋唐是“佛學”、宋代以後是“宋明理學”，而“宋明理學”的創始人就是周敦頤。
所謂“理學”就是糅合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理論，三家合一，最後通過整合形成了一個新的思想流派。周敦頤是把世界本原當做哲學問題進行系統讨論的起始者。他繼承《易經》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個簡單而系統的宇宙構成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一靜。産生陰陽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聖人模仿“太極”建立“人極”、“人極”即“誠”，“誠”是“純粹互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隻有通過主靜、無欲，才能達到這一境界。他的學說對理學的發展有深遠影響。所著《太極圖說》，被宋儒推為宇宙和人生的最精簡的說明，後經朱熹發揮，遂成程朱理學的理論基礎。其主要著作有《通書》。後人将其著作合編為《周子全書》。
宋明理學是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思想，從南宋起，曆經700年不變。宋明理學在促進人們的理論思維、教育人們知書識理、陶冶人們的情操、維護社會穩定、推動曆史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性與天道”是理學讨論的中心内容。是哲學問題，同時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許多領域。
《宋史·道學傳》說：“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舂陵，幾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
顯而易見，周敦頤的理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因為孟子以後到宋朝中葉都無人傳承，以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是周敦頤融合了儒、佛、道教的哲學思想，首次為儒學創建了宇宙論體系。
黃百家曾評價：“孔孟而後，漢儒止有經傳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複橫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故安定、組徕卓乎有儒者之規範，然僅可謂有開之必先。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公元之破暗也”（《宋元學案·濂溪學案》）。
當代著名學者任繼愈先生認為，周敦頤的學術思想，以儒家為主，第一個“有意識地吸取佛教和道教中的關于宇宙萬物起源的學說，而以儒家（中庸）唯心主義神秘主義作為思想體系的骨幹。……自從周敦頤以後，我國以儒家相标榜的理學才建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宇宙觀。”
周敦頤生前并不為人們所推崇，學術地位也不高。人們隻知道他“政事精絕”，宦業“過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懷灑脫，有仙風道氣。但沒有人知道他的理學思想，隻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學造詣很深，并将兩個兒子——程颢、程頤送到他的門下，後二程均成為著名理學家。南宋學者，胡宏對敦頤的理論學加以尊信；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對他評價很高，為他作事狀，又為《太極圖·易說》、《易通》作了注解；張栻稱他為“道學宗主”，其名聲逐漸大起。南宋時許多地方開始建立周敦頤的祠堂，人們甚至把他推崇到與孔孟相當的地位，認為他“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帝王們也因而将他尊為人倫師表。宋甯宗賜敦頤谥号為“元”，因此敦頤又被稱為“元公”，到宋理宗時，從祀孔子廟庭，确定了周敦頤的理學開山地位。而周敦頤生前的确也以他的實際行動，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風範，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敬仰。
周敦頤開創的宋明理學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後期有思想有見識的中國人在思考和解決現實社會問題與文化問題中所生出來的哲學智慧，它深深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後半期的社會發展和文明走勢，現代的中國人仍然不得不面對由它所造成的社會及文化後果。
由于周敦頤在哲學上的貢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将他列為第三十六位世界文化名人。
資料來源:《賀縣志》（梁培煐、龍先钰等纂修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香港周氏宗親總會：中華周氏源流》
